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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自日本的正義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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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oyu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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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發表於: 十二月 星期一 21, 2015 2:38 pm    文章主題:  發自日本的正義呼聲  引言回覆

 

           發自日本的正義呼聲 

                            鄭海麟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舉國上下都在舉辦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就在世界各國人民都在同聲譴責法西斯主義的同時,我們也不妨聽聽發自日本本土的正義呼聲。

日本執業大律師、亞洲二戰受害各國人民要求戰後補償申訴團團長高木健一著《論戰後補償的合理性》一書,於一九九四年八月由東京煉瓦書房新社出版之後,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注意,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傷害的亞洲各國人民,在向日本政府追索戰後補償的申訴過程中,從該書中得到許多啟發和理論上的指導,筆者數年前獲讀此書後,覺得頗有價值,從書中得到很多新鮮的啟迪,豐富了自己對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禍害亞洲、太平洋地區各國人民的歷史事實及與戰爭賠償相關國際法方面的知識。筆者認為,該書對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以及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對日追索戰後補償極有幫助,因此將其試譯成中文,供華人讀者參考。   

《論戰後補償的合理性》全書共二百八十五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論戰後補償的合理性》,共五章,外加緒論一篇,內容主要闡述有關戰後補償的理論問題。如二戰後日本國內有關戰後補償問題的爭論;亞洲各國人民對日索償的呼聲;有關戰爭責任與戰後責任問題;對賠償、補償、追索權等概念的分析;日本為何沒有作出“戰後補償”的原因;對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根據國際法分別實行戰後補償的案例分析;以及國際法中有關戰後補償的理論根據等等。在這一部分內容中,筆者最感興趣的是對“賠償”、“補償”、“追索權”等概念的分析。著者在精研國際法理後指出:“賠償是在戰後講和時,與領土的割讓、權益的制定一起,由戰敗國對戰勝國所作出的。賠償既可用金錢支付,也可由提供物資和勞務來抵償。賠償用英語寫作reparation或indemnities,其原義為對戰勝國的獲利和對戰敗國的制裁,或對支出戰費的回收等。”(原書第五十四頁)

  關於“補償”的概念,著者指出:它是從第一次大戰後與德國之間簽訂的《凡爾賽條約》中演變而來的。該條約第三百零二條第二款規定了有關對受害個人的救助手續。傳統的國際法將國家對國家的賠償和解決的思考方法、特別是個人對國家的個別追索權處理作出了明文規定,即在戰後處理的賠償問題方面,將國家的權利與個人的權利作出了區分,因此對賠償與補償也作出了明顯的區別。簡單地說:國家對國家之間作出的金錢支付或物質、勞務抵償稱為“賠償”;國家對個人之間作出的金錢支付或利益抵償稱為“補償”。但這種“補償”含有對罪行的補償和救贖的意義,具有很強的道德上的義務。二戰後處理德國納粹犯罪的《聯邦補償法》,就是以“補償”為中心制訂的,它是對《凡爾賽條約》中國家向個人作出受害補償公約的確認。因此亞洲各國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追索受害抵償時,必須有意識地使用“補償”這一術語。“如果這樣做,也就與處理德國納粹犯罪的《聯邦補償法》聯繫起來了,從而使個人“補償”要求的歷史意義進一步明確化。”(原書第五十六頁)

  為什麼要對“賠償”、“補償”的概念作出明確的區分呢?其中也是隱含有重要歷史原因和現實意義的。因為日本的政府及那些政治家們,在回答亞洲各國的戰爭受害者的索償時,一再強調日本對亞洲各國因戰爭受害的賠償早已解決了。例如,對中國,已於一九五二年的《三藩市條約》解決了;對韓國,已於一九六五年的《日韓條約》解決了;此外,對印尼,有《日印條約》(一九五二年);對緬甸,有《日緬和平條約》(一九五四年);對菲律賓,已經簽訂了賠償協議(一九五六年)等等。事實上,這些都是國家對國家之間支付的戰爭賠償,至於日本對亞洲各國人民在二戰中受到的巨大傷害,則分文也未作出補償,而這種補償,無論從國際法理或從人道的立場來說,都是應當的和合理的。德國對因納粹犯罪而遭傷害的個人已作出了補償;美國、加拿大對二戰時遭強迫移遷的日裔居民,已從人道的立場作出了受害補償(美國對二戰時居住在阿留申列島的日裔已作出每人一萬二千美元的補償;加拿大對二戰時居住在卑詩省的日裔給予每人二萬一千加元的補償);類似這種因戰爭受害的補償,日本為什麼不學習德國、美國、加拿大的榜樣,為遵守國際法和堅持人道主義的立場盡自己的責任呢?鑒於日本政府罔顧國際公理的作為,著者指出:根據國際法,亞洲各國的戰爭受害者對日本保有補償的追索權。因為國際法中規定每個國家之間構成清算問題的權利有三種:①持有國的權利。例如國家的境外財產、或國家的追索權;②國家對個人應有的外交保護權。例如,有關個人的財產權,國家有運用外交保護的權利;③與國家沒有關係的個人權利。例如,個人的財產權乃至補償追索權。日本政府在戰後與亞洲受害各國簽訂的各種條約只適合第一、第二種權利;至於亞洲受害各國的個人,可以運用第三種權利,即個人的財產權乃至補償追索權,向日本政府提出補償要求。

  第二部分:《尋求戰後補償的人士》,共七章。內容涉及日本在二戰期間用強行拉夫的方式將大批韓國人擄至庫頁島做苦役,戰爭結束後將他們遺棄,這些被迫離鄉背井、骨肉分離的韓國人,向日本政府提出受害補償的要求。與此同時,向日本政府提出戰爭受害補償要求的還包括在長崎、廣島做苦役時受原子彈爆炸傷害的韓國人、朝鮮裔的戰犯、軍人、雜役、從軍慰安婦(包括中國人和菲律賓人等)、中國、臺灣的受害者、在菲律賓、印尼、新幾內亞、馬紹爾群島慘遭日軍屠殺的當地居民遺屬,以及臺灣的原日本兵、香港軍票持有人、在馬來西亞、泰國、緬甸為日軍開築鐵路而犧牲或傷殘的倖存者、貝勞群島的受害居民、印尼的日本輔助兵(二戰時被日軍強征入伍的印尼人)、阿留申島遭日軍傷害的原住民等等,這些居住在亞洲各國、太平洋地區的戰爭受害者,鑒於日本政府對二戰罪行採取逃避責任的態度和處理方式,紛紛表示嚴重不滿和強烈抗議,認識到向日本政府追索補償有助於日本政府對戰爭罪行作出反省。於是,一場對日索償的國際性運動正式拉開帷幕,一九九一年八月三至四日,在東京召開的“亞洲、太平洋地區戰後補償國際討論會”,有來自庫頁島、中國、韓國、香港、臺灣、菲律賓、馬來西亞、貝勞島、日本等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受害者參加(參看原書二百七十頁)。

  此外,著者在書中還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例如從軍慰安婦的發端,是由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戰爭(日稱“上海事變”)引起的。當戰爭爆發之際,鑒於日本軍隊的士兵屢次發生強姦事件,由岡村甯次中將要求長崎縣知事招來從軍慰安婦而發端。著者利用《岡村甯次大將資料》證實了這一史實(參看原書第一百七十八至一百七十九頁)。又如香港軍票問題。日軍在佔領香港初期,強迫香港居民使用日本軍票,並貼出公告以港幣二元換軍票一元,不久又將比率調至四元港幣換一元軍票,於是,許多香港居民紛紛將辛苦積蓄的港幣換作軍票。及至當日本戰敗之際,比率卻變為一萬元軍票才換回七元港幣,許多香港居民因此而破產,有些人乾脆不換,留藏在家中,這便形成了今天的香港軍票問題。類似這種情況,在日軍佔領的東南亞各國也同樣發生。對此,作為侵略者的日軍,是要負完全責任的,亞洲受害者要求補償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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