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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oyuislands · Site Admin 註冊時間: 2005-03-28 文章: 2177

       從《馬關條約》看李鴻章的國際法意識

                    鄭海麟

     今年是《馬關條約》割讓臺灣120周年，同時也是臺灣回歸中國70周年。當年割讓臺灣之際，出席簽約的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曾試圖在條約的中文版本裏以無條件讓出臺灣的“管治之權”來挽回“領土主權”，可惜為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識破未能成功，內中隱秘鮮有人道及。不過，我們如仔細比較《馬關條約》的中、日、英三種條約文本並不難看出。

    如前述，從《馬關條約》的中文版本來看，當年清朝政府客觀上並沒有從國際法的意義上將臺灣、澎湖列島的領土主權割讓給日本。這是否屬李鴻章個人的主觀意識所為？還有待挖掘更多的史料加以證明。據筆者的初步推斷，其中有兩種可能。一是由於李鴻章本人的國際法知識不足，分不清主權和治權的區別，因此在起草《馬關條約》時，籠統地將臺灣、澎湖列島的“管理之權”(即國際法意義上的“治權”)割讓給日本。不過，日本的全權代表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是熟悉國際法的，在條約起草的當天，便發現中文版本有問題，因而急忙起草了《議訂專條》加以補充說明。另一種可能是，李鴻章十分熟悉國際法。在條約中只是將臺灣、澎湖列島的治權讓出而力挽主權，或者為日後收回臺灣、澎湖列島的領土主權埋下伏筆和留有餘地。如果情況是後者，則說明李鴻章在弱國無外交、強權即公理的國際環境下，試圖運用自己掌握的國際法知識，為挽回國家主權盡力。果如是，則李鴻章還不失為一位忠君愛國的能臣。為此，有必要對李鴻章的國際法知識做一番驗證和考察。在此之前，吾人又必須首先考察國際法輸入中國的歷史過程。

    考國際法輸入中國的歷史，不能不提到一八六四年由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A.P.Martin）翻譯出版的《萬國公法》。據國際法學者丘宏達教授的研究，清廷於一八六二年設立同文館後，聘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總教習。丁氏想將西方的國際法知識介紹給清廷，因此曾擬將瑞士人滑達爾(Vattel)所著的《國際法》（Le droit des gens）一書譯為中文，後因受美國駐華公使華德(John E.Ward)的勸告，改譯美國人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之《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譯成之後，由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介紹呈送總理衙門，要求出資刊行。經清廷派人將稿修正後，於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正式出版，題名為《萬國公法》。該書第一卷第二章標題〈邦國自主之權〉，即明確闡述國際法有關“主權”(Sovereignty)的概念，謂各國共遵萬國公法宗旨在於自保主權。而各國自保主權亦當尊重他國主權，此乃諸國所承認，亦即公法所能持平之要項。關於“主權”之定義，《萬國公法》界說如下：

“治國之上權謂之主權，此上權或行於內，或行於外；行於內，則依各國之法度，或寓於民，或歸於君。論此者嘗名之為內公法，但不如稱之為國法也。主權行於外者，即本國自主而不聽命於他國也。各國平戰交際，皆憑此權。論此者嘗名之為外公法，俗稱公法即此也。”        上述“主權”概念，用今天的話來解釋，即謂主權乃國家之最高權威，這種權威，對內表現為國內法，對外表現為國際法。在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主權意味著不聽命於他國而獨立。主權在民，即為民主國家；主權在君，則為君主國家。

    李鴻章作為長期主持清廷外交事務的重臣，《萬國公法》自然是必讀之書。事實上，有大量資料顯示，李鴻章在主持清末外交事務期間，十分重視國際法，並且充分認識到運用國際法與西方列強交涉的重要性。例如，一八七四年，荷蘭公使提出由該國出面在中國設立救生船隊。李鴻章明確提出船隻必須由中方管轄，其理由是沿海離岸十里均歸本國管轄。一八七五年日艦到朝鮮沿海擅自測量其海道而被朝鮮炮臺轟擊，日本公使森有禮向中國提出抗議，李鴻章予以駁斥，認為兵船測量他國海岸違反了萬國公法。同年中英因馬嘉理案發生嚴重交涉，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斷絕外交關係、增派軍艦來華的要脅下，李鴻章巧妙地利用萬國公法挽回決裂之局。一八八四年，李鴻章又按照國際法保護了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船隊，同時指出：“西國公法，以兩國訂立條約為重”。可見李鴻章早在甲午戰爭前，便意識到國際法己經成為現代國家間的重要規則，應該利用國際法維護國家利益的道理。正因為李鴻章熟悉國際法和相信國際法的約束力，在清末官僚集團中，公認李鴻章乃是最善於同洋人打交道的人。每當國家面臨存亡危急之局，清廷必然要李出面承擔“人情所最難甚堪”之事。甲午戰敗，李鴻章臨危受命前往馬關議和，在春帆樓遇刺，便是其中一個事例。據此，論者有謂李鴻章確實為中國近代外交的 “第一人”，誠不虛也。

根據以上的分析，筆者傾向于認為李鴻章熟悉國際法，在起草《馬關條約》時，有意識地僅將臺灣、澎湖列島的治權轉讓給日本，為日後收回該列島的領土主權預留伏筆。這點也可從日方提出另訂<議訂專條>獲得反證。況且，李鴻章前往馬關議和時，還請了熟悉國際法和國際事務的美國前國務卿福士德做他的顧問。雖然，中日馬關議和結局以日本根據條約“合法”取得臺灣、澎湖列島的完全主權（full sovereignty）而告終，但從《馬關條約》的中文版本來看，清廷轉讓給日本的是臺灣、澎湖列島的 “管理之權”而非“領土主權”卻是事實。無論如何，李鴻章在馬關議和及條約起草方面，應該說是盡了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