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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游离在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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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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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2005-03-31
文章: 616
來自: 加拿大

發表發表於: 十二月 星期日 03, 2006 4:50 pm    文章主題: 传统文化:游离在历史与现实& 引言回覆

传统文化传承数千年,成为世界文化中极有特色的风景,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魅力。发展到当代的中华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应当如何适应与发展社会进步的要求,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
文化研究普遍认为中华文化的根源应当追溯到尧舜或更早,其正统理论则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墨、道、法等各流派。这些流派与理论对后世形成影响非常大且一直不断地被继承、发扬或改变(有相当多的改变甚至被认为是篡改)。确切地来说,中华文化的根源尽管在于这些正统理论,但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却是这些理论在皇权社会下发展的折射,并不断地因各种折射而产生变体。
传统文化突出的特点是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包括忠、孝、义等。事实上传统文化要求的忠观念并不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忠君思想,而是对中华文化正统的维护。在古时中原政权面对游牧民族的侵略与攻击,中原政权自身也经常发生变更,所谓正统与否,往往无法根据血缘或王朝来判断,所要求的便是对文化正统性的维护,而各朝代也是通过执掌政权后立刻化身为文化正统继承来宣称自已“顺应天命”的合法性。
这种“忠”的观念与皇权社会所要求的忠君观念并不一致,但它确确实实存在于传统文化中,并且为领悟者所奉行。在忠这一观念上发生争议的几件事可以大概体现出这一矛盾,例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各朝代更迭他都出仕,做份内的工作却又不愚忠于各个王朝,似乎依属于官僚群体却又保持自身的独 立性。尽管后世对他大都贬损有加,但是却也不承认他的工作保证了在战乱更迭的时代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继承,并且批评他的人大都无法解释,当时在无正统的“君”可忠的情形下,一个人应处的政治水平与道德。
倘使说“忠君”可以为“忠文化”所代替的话,在明清时代这一观念面对的便是更为颠覆的挑战。明时朝代更迭与朝廷君臣组成的官僚系统的昏馈都达到一个极致。自建文帝“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后方孝儒被诛起,明王朝便激烈地打击士人阶层对文化观念的奉行,强行将其纳入对当权者的绝对服从轨道中,这一政策雷厉风行地起了实效,而到清时则无论“忠君”还是“忠文化”都走到了矛盾中。明末突出代表文化差异的三大儒中,王夫之逝去最早,因此他的思想严格地反映在奉正统与排外一面;而顾炎武则从忠君的思想中跳出来,提出“保天下”的理论,把中华文化道统做为“天下”的本质来进行捍卫,从这一点上实现对新政权的排斥;黄宗羲则最为不幸,他一直活到了康熙时代,当新的君主稳定了政治局势,沉着地接收文化道统的遗产时,黄宗羲一代的知识分子不甘臣服的命运却无所适从,最终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现实:文化或道统并不因民族、血缘的隔阂而有选择性,传统文化与官僚系统一样可由异民族进行接收和继承,而当新政权成为文化道统的代表时,传统文化的“忠”理念只能服从新政权的统驭与扭曲。从这一点上讲,黄宗羲的痛苦,要比顾炎武或王夫之要强烈得多。而在清亡之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却坚持留着辫子,最终自沉昆明湖的事件(十七年家国久魂消),成为文化保留冲突最明显的一个例证。
对应于忠文化的还有孝、义、礼的概念。忠要求对民族与国家、文化的责任,孝提倡对家庭与家族的服从,义主张对朋友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礼则体现社会关系的衡量与平衡(这里所讲的礼不仅是皇权社会的朝纲礼仪,更包括民间的礼俗规则)。传统文化对孝道的提倡一方面是农耕文化与宗法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孝道不仅是忠君思想在家族内的延伸,而且有它独特的实质作用:很少有父母愿意自已的子女从事反抗与反叛的活动,对孝道的推行与道德提倡既能提供文化道统合法性的基础,又能起到维护政权的需要,因此孝文化被突出地宣扬,并成为历朝历代所奉行的价值标准。义文化则更多地成为草根阶层相处的一种原则,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与处世理念,确认在利益社会中的人格保持与团队合作,在社会稳定时常常与礼法相结合,形成家族或团队合作的机制与规则,而在社会变动时往往与忠文化相互结合,成为社会基层实现个人理念的文化依据。

中华文化发展到现在社会,面对的冲击与挑战是明显的。现代社会的个体不是家族或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而是个人或个体单位,生产与社会生活也不再需要皇权时代的宗法来维系,因此礼、义等方面的约束都大为降低,而孝的要求标准也有变化。在旧时代社会可凭籍家族的力量将他人处死或体罚,但现代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力仅限于法制,道德基准没有强制作用(个人认为,对比从前被族长沉塘或施家法打残废的受害者,对个人的尊重其实是社会的进步)。而民众对国家、家庭的义务也通过法律被定义下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里,个人不再是国家的附属单位,有权选择对国家行为(如战争)的不参与或反对,并根据个人的理解决定个人对社会的认同。皇权时代里大部分的知识阶层都能用大量时间--有时是一生--去专研文化的精义与细微概念,社会教育主要是传统文化与教义的学习,而现代社会对个人的专业知识要求越来越高,一个人往往要经历十余年的教育才能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文化教育既要考虑到这一点,又要考虑到个人学习能力的限制,其深度与广度必然会弱化。同时,历史长河中所沉淀的不仅是理念的简单提倡,也包含各种神秘主义与迷信,以及官僚体系与斗争人文,从而使传统文化错综复杂。
而与此相对应的,不仅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包括西方人文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中华传统文化往往崇古,从古时的经典与传说中确定古代道德水准的向导地位,认为社会发展导致道德水准的下降。但事实上古代的政治与社会道德水准并没有达到传说中的地步,人类不走出野蛮与神秘主义的阴影,就不可能有对自然的正确理解与认识:如果古人突然拥有现代文明的力量与能量,其所做所为一定比现代人要野蛮得多。西方的人文文化经历过中世纪的野蛮统治、文艺复兴与世界大战、战后经济复苏等系列冲击,认真探讨人的思维深层与社会心理,其所发展出的个人尊重与人文关怀,不仅仅是理念上的道德促进,并且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这一点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反而被弱化的。很多人看到政治是政治团体的利益交互,但少有人正视西方宗教、道德发展对社会起到的实际作用,典型如威伯福斯与废奴运动的例子。如果仅是沉浸于他人的阴影中沾沾自喜,是不可能进步的。
空洞地抽象研究人性善恶缺少实际意义:传统文化对个人的要求往往至圣至全,任何活人或团队都不可能符合道德要求,只能由代言人对逝去的先圣进行转达;而西方文明承认人性需求与人的不完美性,考虑的是社会如何保障个人的自由并防止人性的狭隘。传统文化重视理念与仪式,轻视实际效果的重要性,往往抱残守缺而不能有新意,只能诉诸义利之辨自我满足,在现实面前便显得苍白无力,因为现代社会不可能靠神秘主义或理念上的自我满足来发展,这一点,在清末便已有代价足够惨痛的证明。
中华文化在科技进步中所受的冲击与挑战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传统文化包罗万物,表象上能解释一切现象,但往往对实际问题无法深入分析,而传统文化中的教义流派也众多,能穷经皓首专研毕生的毕竟是少数,一旦陷入对古书古义的考证中,便容易脱离大众,成为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在这一问题上,倘使参考二十世纪初的基督教统一运动,或能得到更多的启示。基督教内部也是流派纷杂,但在二十世纪初时各派基层广泛开始合作,避开教义上的分歧,共同推广各种运动与普及,求同存异,从而使基督教会的活动迅速强化并达到极广泛的实质效果。
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体现,不是研究古文或用繁体字,而是对文化精义的领会与对传统道德的认同与转化。传统文化的根源或正宗或许微言大义,但对普通民众而言,更多的影响不是文字中的精义,而是教育与实例中的影响。古书中也许对忠或义有更深的阐述,但现今大都是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或史可法的事迹中领会义与忠的内涵;从张问德的答田岛书(平心而论,田岛的来信从文法上来讲写得同样精彩)领悟那种浩然正气;同样,做为文化载体,艺术与音乐、习俗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传统文化对人的文化修养与正义、气节的提倡,在现今仍然有重要的意义。中华文化并不是灵丹妙药或拯救世界的偏方,无视科技进步的冲击与自身文化上需要改进之处,甚至进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怪圈中自我安慰恐怕都难有效果,正视传统文化弱化的现实,检讨皇权时代留下来的官场文化与对人性的无视与压抑,使传统能适应新的社会人文的需求,才能真正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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