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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籍中的钓鱼岛及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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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oyu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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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2172

發表發表於: 十一月 星期日 03, 2013 11:47 pm    文章主題: 中国史籍中的钓鱼岛及其相关 引言回覆

中国史籍中的钓鱼岛及其相关岛屿考

郑海麟(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釣魚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文献、地理和地质构造、以及国际法的角度来评判,其領土权皆属中国。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最早出現釣魚嶼的名字是一四0三年前後成書的《順風相送》。之後,釣魚島列嶼的名字便不斷在中國文獻上出現。例如一五三四年明朝出使琉球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一五五六年奉使日本的宣諭使鄭舜功所著《日本一鑑》,以及防倭抗倭的史地学家鄭若曾的《鄭開陽雜著》、《筹海图编》等史籍,都明确指出釣魚岛列嶼就在福建沿海海域,属於中国有效控制的军事防卫区域,并将其纳入版图。釣魚岛列嶼主權歸屬中國的史实,載諸典籍,斑斑可考。

关键词 顺风相送 钓鱼屿 福建往琉球针路 小东小屿


一、引言

釣魚島列嶼位處東中國海大陸架邊緣,為我國東海中部隆起地帶,從地質構造體系來看,屬於晚近新華夏系,該系以總走向北北東的島弧形複式沉降地帶為其主體,在太平洋西緣大陸架海區甚為發育,並波及東亞大陸,規模十分宏偉。釣魚島列嶼在東海中部大陸架上的隆起,反映了中國大陸相對向南伸延,東側太平洋地塊相對向北扭動趨勢。
習慣上所稱的釣魚島列嶼,它由面積最大的主島釣魚島,其次為黃尾嶼、赤尾嶼,以及位於釣魚島周邊的南、北小島等五個岩礁組成。釣魚島,中國史籍中亦稱釣魚台,釣魚嶼,釣嶼,釣魚山。位於東經一百二十三度三十分至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分;北緯二十五度至二十五度五十分之間。海拔三百六十二米,面積約三点九一平方公里,東距台灣的彭佳嶼九十海里,西距琉球八重山之西表島八十八海里。
黃尾嶼,亦稱黃尾山,黃毛山。位於東經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分,北緯二十五度五十八分。在釣魚島東北方約十五海里,海拔一百一十七米,面积约零点九一平方公里,島由大塊綠斑岩組成。
赤尾嶼,亦稱赤坎嶼、赤嶼、赤尾山。位於東經一百二十四度三十分至一百二十四度四十分;北緯二十五度五十分至二十六度之間,海拔七十五米,面积约零点零六五平方公里。該嶼位處東中國海淺海大陸架之邊緣。瀕臨東海海槽,與琉球列島西南邊界上的久米島(枯美山)遙遙相对,為明清冊封使船由福建往琉球航行中之望山。
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最早出現釣魚嶼的名字是一四0三年前後成書的《順風相送》。之後,釣魚島列嶼的名字便不斷在中國文獻上出現。如一五三四年明朝出使琉球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一五五六年奉使日本的宣諭使鄭舜功歸國後所著《日本一鑑》、明嘉靖朝防倭抗倭史地学家鄭若曾的《鄭開陽雜著》等史籍,都明确指出釣魚岛列嶼就在福建沿海海域。根據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版的《籌海圖編》(鄭若曾編纂),包括今之澎湖列島(澎湖澳)、台灣島(小琉球)、彭佳山、釣魚嶼、黃尾嶼(黃毛山)、赤尾嶼(赤嶼)等,皆納入福建沿海軍事防衛區域,在中國政府有效控制的領土版圖內。釣魚岛列嶼主權歸屬中國的史实,載諸典籍,斑斑可考。

二、《順風相送》所記 “釣魚嶼”考

現存最早記載釣魚島列嶼島名的史籍,當推珍藏於英國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順風相送》一書。該書係謄抄本,每頁九行,每行二十四字,封底有拉丁文題記,言該書為牛津大學校長勞德大主教(Guil Laud)於一六三九年所贈。據云勞德曾收購到歐洲一所耶穌會大學之藏書,內有中文書籍多種,《順風相送》即其中之一。該書之流傳歐洲,應是十六世紀在中國傳教之耶穌會教士購帶而來,隨後輾轉流傳英倫牛津大學。
據考《順風相送》成書之年,最早不能超過明永樂元年,即一四○三年。因為根據該書「序」之末節云:「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校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知該書所記始於永樂元年 (然據福建師范大学謝必震教授所考,《順風相送》底本实为元末福建移民往返琉球之更路簿,稿本在元末即己成形)。又因封底有一六三九年勞德的贈書題記,知最晚不能遲於明崇禎十二年,即一六三九年(關於《順風相送》成書年代之考定,可參看向達著《兩種海道針經序言》,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出版;徐玉虎著《明代鄭和航海之研究》,第85頁,台灣學生書局一九七六年版;及《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究》第71頁,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二年版;吳天穎著《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兼質日本奧原敏雄諸教授》,第25-2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北京)。
據前引「序」中有「累次校正針路」之語,知《順風相送》一書乃為明代使臣往(東)西洋各國開詔時查勘航線,校正針路而作。是書《福建往琉球》條記釣魚島列嶼事云:「大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坵。用甲寅並甲卯針。正南,東牆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風,東湧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湧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取赤坎嶼;用艮針,取枯美山;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順風相送》之向達校註本,係根據牛津大學藏本抄出,與另一部航海書《指南正法》合成一書,題為《兩種海道針經》,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
上錄不僅是目前世界上所存最早記載釣魚嶼屬中國海域範圍及中國海船活動之領域的文字,同時也是較詳細地記載由福建往琉球航線上的各島嶼名稱、航向(針位)、里程(更)的珍貴文獻。由於該文獻涉及許多明代航海術語和專業名詞,以及中國與琉球的島嶼名稱,因此要準確地理解該文文意有一定的困難。近年出版的有關釣魚島列嶼的論著和文章,提到或引用《順風相送》這段文字者不少,但真正解通者至今未見,且往往產生誤解者亦復不少。鑒於該文獻對我們了解釣魚島列嶼的主權歸屬極有幫肋,筆者不揣淺陋,權作解人,試將該文所記岛嶼略作考釋如下。
通觀全文,結合前引「序」中「累次校正針路」之語,知這篇文獻是對福建往琉球的航線作多次查勘的航海記錄,據筆者所考,前後共有五次,最後一次(即第五次)則為直航至琉球國那霸港的記錄。

(一)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坵,用甲寅並甲卯針。

  按此處提到的 “太武”,即太武山。在福建金門島為北太武山,鎮海角為南太武山,為海船啟碇出航之港口。放洋(或作開洋),指海船從某港口啟碇出洋。
 “甲寅針”,係指羅盤針上的一個方位。考針位圖之繪製,係根據羅盤針之方位而定。該方位又根據我國之地支(十二支)、天干(取八干,除去居中央的戊、己不計)、八卦(取乾、坤、艮、巽四卦。坎、離、震、兌不計),配合而成二十四向,即子(正北,三百六十度)、癸(北偏東、十五度)、丑(東北偏北,三十度)、艮(東北、四十五度)、寅(東北偏東,六十度),甲(東偏北,七十五度)、卯(正東,九十度)、乙(東偏南,一百零五度),辰(東南偏東,一百二十度),巽(東南,一百三十五度)、巳(東南偏南,一百五十度)、丙(南偏東,一百六十五度)、午(正南,一百八十度),丁(南偏西,一百九十五度)、未(西南偏南,二百一十度)、坤(西南,二百二十五度)、申(西南偏西,二百四十度)、庚(西偏南,二百五十五度)、酉(正西,二百七十度)、辛(西偏北,二百八十五度)、戌(西北偏西,三百度)、乾(西北、三百一十五度)、亥(西北偏北三百三十度)、壬(北偏西,三百四十五度)。每向相隔,合圓周十五度。據張燮《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云:指南針「或單用,或指兩間」。所謂「單用」,即單針方位,如「單甲針」,即為東偏北,七十五度;所謂「指兩間」,即取其兩針間方位是也。如「甲寅針」,即為東北東,六十七點五度。由此類推。
 “七更”的「更」,係我國航海的計時方法,一般用沙漏,上筒沙盡,下筒沙滿,其時間恰是一晝夜十分之一,稱為一更,一日二十四時為十更,每更合兩小時半(一百四十四分鐘)弱,大約行程六十里。但這也不是絕對定數,要視流水順逆、風汛急慢而定。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上卷「南洋記」云:「以風大小順逆較更數,每更約水程六十里,風大而順則倍累之;潮頂風逆則減退之。」《指南正法》「定船行更數」條亦云:「凡行船,先看風汛順逆,將片柴丟下水,人走船尾,此柴片齊到,為之上更,方可為準。每更二點半約有一路,諸路針六十里,心中能明此法,定無差誤。」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一「水程」則云:「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人從船首速行至尾,木片與人行齊至,則更數方準。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則為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則為過更,皆不合更也。」可知每更約為水程六十里,只是一個大概的平均數,實際上在行船時往往根據風潮順逆而有倍累或減退的情況。
 “烏坵”,即烏坵嶼,亦作烏龜嶼,在福建湄洲灣外湄洲島之東,南日島之東南,為閩海航線上之重要島嶼。《海國聞見錄》上卷「天下沿海形勢錄」云:「閩之海……外有南日、湄洲;再外烏坵、海壇。所當留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坵。」按「東永」即東湧,與烏坵同為閩海屏障及開洋之所。

(二)正南,東牆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又用乙辰,取木山。

  按此處提到的 “東牆”,地點不詳。蕭崇業「琉球過海圖」繪有東牆山,位於梅花所與平佳山(筆架山)之間。章巽《古航海圖考釋》「圖五十九」亦繪有東牆,位於菜嶼之東。查《海國聞見錄》下卷「沿海全圖」之福建沿海部分繪有菜嶼,其東側為湄洲,疑東牆即為福建湄洲灣之湄洲島。此島自宋以後建有媽祖祀廟,知歷來皆為海船啟碇出航之港口。又,《鄭和航海圖》繪有東牆,位於烏坵及南日島北。
 “小琉球頭”,或稱「小琉球」(如陳侃《使琉球錄》有「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為福建往琉球必經之望山。位於台灣北端基隆港外。據梁嘉彬《小琉球考》云:「小琉球在台灣,南北皆有之,其南者位屏東縣東港外西南海中,有小島曰琉球嶼。昔屬鳳山縣,稱小琉球社,今屬屏東縣,稱琉球鄉,俗稱小琉球。此外在台灣北端,別有名小琉球者,為明代自福建;或廣東,開往琉球;或日本船隻,所必經處,與屏東小琉球迥異。明人記錄稱之曰「山」、「嶼」不一。其地望蓋指雞籠頭山也。」(載《台灣文獻》第十九卷一期)。向達校註《兩種海道針經》(第213頁)「小琉球」條云:「小琉球、小琉球頭以及十一畫之琉球仔,當指今台灣南部西海岸枋寮口外之琉球嶼而言。」此說與梁嘉彬相左。對此,筆者曾求證於台灣師大歷史系王家儉教授,云現今基隆港外仍有一小嶼名小琉球,為旅遊點。筆者近日又見一九八一年台灣內政部地政司編繪的《中華民國台灣區地圖集》之基隆市圖部分,在基隆港外花瓶嶼旁,有一小嶼名基隆嶼(Chilung Yu),即當日所稱小琉球頭也。知梁嘉彬、王家儉所說為確。
 “木山”,當指琉球南部之八重山,又稱北木山。據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四:「八重山,一名北木山;土名彝師加紀,又名爺馬,在太平山西南四十里,去中山二千四百里。由福建台灣彭家山,用乙辰針至八重山。……山較太平尤饒裕;多樫木、黑木、黃木、赤木、草蓆。」又前引向達校註本「木山」條云:「木山在福建海上東湧即東引附近。」查《鄭和航海圖》、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沿海全圖」、章巽《古航海圖考釋》「福建地方圖」,東湧附近皆無木山,不知向達之說何所據?

(三)北風,東湧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

  按此處“北風”,如用甲卯針取彭家山,當係逆風。由東湧至彭家山必須南風方可達。
 “東湧”,即福建三沙灣外東南方之東引山,《海國聞見錄》作「東永」。
 “彭家山”,亦作彭佳山、彭嘉山,即今台灣北端之彭佳嶼,位於東經一百二十二度至一百二十二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五度三十分至二十六度之間。為福建往琉球必經之望山。
 “釣魚嶼”,亦作釣魚台、釣嶼、釣魚山,今称釣魚岛者。位於我國東海中部隆起地帶,東經一百二十三度三十分至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分;北緯二十五度至二十五度五十分之間。海拔三百六十二米,面積約三点九一平方公里。東距彭佳嶼九十海里,西距琉球八重山之西表島八十八海里。

(四)南風,東湧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

   按此處的 “彭家”,即彭家山;“花瓶嶼”,在小琉球頭至彭家山之中途,位於北緯二十五度二十六分,東經一百二十一度五十六分。

(五)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取赤坎嶼;用艮針,取枯美山;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

  按此處的 “梅花”,即梅花千戶所,簡稱梅花所,明時設,位於福建閩江口,為明冊封使船啟碇航海之港口,入清後因水淺沙積,改由五虎門外東沙島開洋(程順則《指南廣義》云:「福州往琉球,由閩安鎮出五虎門,東沙外開洋。」)。
 “小琉球”,即前述之小琉球頭。又,明代有稱台灣為小琉球,那霸為大琉球者。明代西洋人的海圖往往以Lequio Mayor稱琉球;以Lequio Menor稱台灣(詳參中村拓《御朱印船航海圖》第47l頁,原書房,一九七九年)。
 “赤坎嶼”,即今我國東海中部隆起地帶之赤尾嶼,為釣魚島列嶼之一小嶼。在東經一百二十四度三十分至一百二十四度四十分;北緯二十五度五十分至二十六度之間,海拔七十五米。陳侃《使琉球錄》、郭汝霖《使琉球錄》、鄭若曾《籌海圖編》、蕭崇業《使琉球錄》皆作「赤嶼」;鄭舜功《日本一鑑》、鄭若曾《日本圖纂》亦作「赤坎嶼」。另,《鄭開陽雜著》、《指南廣義》又作「赤嶼」。
 “枯美山”,亦作古米山、姑迷山,即今琉球之久米島,為琉球西南邊界上之鎮山,亦是福建往琉球必經之望山。
此處之「看好風」,即海船在迷失方向後辨認風向以定針位(航向)。據《中山傳信錄》附《針路圖》記「自姑米山單卯針取馬齒山」。此處用單辰,顯然偏離航向,後改單甲,十一更後始達馬齒山。據伊地知貞馨《沖繩志》「地理志」云:「久米島在那霸之西四十八里。」此處的「里」為海里。又據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四上「姑米山」條云:「久米島在國西四百八十里。」此為舊航海里(一里相当于今零点一四海里),正常情況下六更可達。蓋因枯米山下礁多水急,如遇風向不對,多迷失航向,頗費周折。陳侃《使琉球錄》記,海船經古米山,遇逆風退航,又迷失針路,飄流至沖繩島以北之伊平屋島(熟壁山),費時十四天後始輾轉抵達那霸港;蕭崇業《使琉球錄》記,由枯美山用乙卯針,六更取馬齒山,為針路正確下順利抵達。
 “古巴山”,即《指南廣義》所記之「姑巴甚麻山」,亦即是今日琉球慶良間列島之久場島,為福建往琉球航路上之望山(由古米山至那霸中途)。程顺则《指南廣義》「琉球歸福州」條云:「由那霸港用申針放洋,辛酉針一更半,見姑米山並姑巴甚麻山。」知該山距那霸只有一更半路程。古巴山、姑巴甚麻、姑場島、久場島,用琉球語發音皆作「くばしま」(Kubashima),故名稱常相雜用。姚文棟《琉球地理小志》(照日本明治八年官撰地書譯出》記:「姑場島在赤島之西南三十町餘,東西十五町、南北二十町,高九百十六尺。」為慶良間列島中最高峰。查一九七○年日本講談社版《日本の文化地理》卷十七附圖「沖繩」之慶良間列島中最高峰為久場島,海拔二百六十九米。且位於赤島(即阿嘉島)之西南,知姑場島即為久場島;另伊地知貞馨《沖繩志》之「地圖第七」繪有「コハ島」,位於「阿嘉島」之西南,按即是久場島。但此久場島絕非今日本政府所稱「尖閣列島」之一的久場島(即黃尾嶼),因前者在釣魚島與古米山之間,且海拔為一百一十七米;而後者卻在古米山與那霸港之間,屬慶良間列島(即東西馬齒山),海拔為二百六十九米。按東馬齒山即今慶良間列島之渡嘉敷島。
 “赤嶼”,在古巴山東北,往西馬齒山(今座間味島)途中。亦名赤島、阿嘉島,因「赤」的琉球語發音為「あか」(Aka),音讀即為「阿嘉」,屬慶良間列島,海拔一百九十三米。大槻文彥《琉球新志》)(一八七三年)附圖繪有赤島,位於計羅摩島ケラマ(即慶良間列島);一八七六年日本陸軍參謀局繪製的《大日本全圖》亦標作「赤島」,伊地知貞馨《沖繩志》、講談社一九七○年版「沖繩」地圖皆作「阿嘉島」。此處「赤嶼」與釣魚島列嶼之「赤嶼」(即赤尾嶼)因同在福建往琉球的航線上,故常被混而為一。如吳天穎《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將此「赤嶼」等同於「赤坎嶼」也即是「赤尾嶼」,實誤(見吳氏書第26頁)。

從以上五次航海查勘記錄看來,前四次皆為校勘福建海域範圍各島嶼針路,目的是要尋找正確通往琉球那霸港的航路。其中第一次只是從廈門到烏坵嶼(福州的半途),屬福建沿海航行。第三次航程較遠,到達釣魚島,屬福建邊沿海航行。據上可知,明代初期我國海船活動之領域,包括太武山、烏坵、東湧、東牆、小琉球頭、彭家山、釣魚嶼等,皆在福建海域的範圍之內,且以東湧為中心(稍後移至梅花所),至釣魚嶼各島嶼,皆有針路可達。最後一次是由梅花所直航那霸港,沿途所記各島嶼的名稱十分清楚(包括琉球境內由枯美山至那霸途中的各小島);所用針位,據筆者對照海圖校勘,除第二次由東牆開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這段略有偏差外(蓋因東牆之準確地點無法考辨,故筆者疑為東湧之誤),其餘皆準確無誤。足證《順風相送》在我國航海史上具重要之價值。

這里還必須特别指出,《順風相送》所說「古巴山」即是《指南廣義》所記「姑巴甚麻山」,與「赤嶼」同屬慶良間列島(即馬齒山附屬小島),現在的沖繩地圖稱為「久場島」和「阿嘉島」,在明治時代還屬於無人島,自古即為琉球轄地,且在福建往那霸的航線上。但與中國福建海域範圍的釣魚嶼、黃尾嶼、赤尾嶼為兩碼事。雖然同在福建往那霸的航線上,但屬於不同的區域,且各有不同的名稱,《順風相送》一書寫得十分清楚,釣魚嶼、赤坎嶼(赤尾嶼)為中國領海範圍,以枯美山(久米島)為分界線,繼續往東航行至那霸,中經古巴山(久場島)、赤嶼(阿嘉島)為琉球領土範圍,其間島嶼名稱也出現了琉球語發音,與枯美山前的釣魚嶼、赤坎嶼明顯有別。這是一四○三年中國明朝永樂皇帝派出的使臣經多次航海查勘的結果,而《順風相送》即為該使臣的航海報告。〔关于 “福建往琉球”沿途各岛屿的詳细考證,参看拙著《釣魚台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第一章〈 “顺风相送”所記釣魚台列嶼史實考释〉,香港明报出版社1998年版;另,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權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及《钓鱼岛正名》(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两书,曾不加注明地抄袭和改写拙著中的考证文字,笔者在《〈钓鱼岛正名〉举正》一文己作揭发(見《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二0一一年第四期),在此再加指出〕。

三、《日本一鑑》所記釣魚嶼及其相關岛嶼考

明嘉靖年間,倭寇屢犯我國東南邊境,朝廷下詔招聘「御侮平倭」人才,鄭舜功於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赴闕陳言」,嘉靖帝准其所請,下「移諭日本國王」朱書,交由兵部派遣鄭舜功前往日本,於是有「奉使宣諭日本國」之行,目的乃為「採訪夷情,隨機開諭,歸報施行」(見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卷一「引言」及卷八「評議」)。鄭於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仲夏啟航,同年六月,「舟至日本豐后國」,次年正月,「惟時布衣鄭舜功使日本還」(見《日本一鑑》「窮河話海」卷七「奉貢」),在日本前後六閱月,歸而著《日本一鑑》(《日本一鑑》雖成書於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但該書稿本應起自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即鄭舜功歸國之後,並有抄本流傳,因鄭若曾於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年)撰《日本圖纂》引前使所記「福建使往大琉球針路」,內容和文字與鄭舜功《萬里長歌》完全一樣,而與陳侃《使琉球錄》不同,知《日本圖纂》實採自鄭舜功所記針路)。該書第三部分即《浮海圖經》卷一之「萬里長歌」亦有記 “福建往琉球”针路及釣魚屿事云:
或自梅花東山麓,雞籠上開釣魚目(梅花,所名,約去永寧八十里,自所東山外,用乙辰縫針或辰巽縫針,約至十更,取小東島之雞籠山。自山,南風,用卯乙縫針,西南風,正卯針或正乙針,約至十更,取釣魚嶼。……自梅花渡彭湖、之小東、至琉球、到日本,為昔陳給事出使琉球時,從其從人得此方程也。一自彭湖、次高華、次黿鼊、次大琉球,亦使程也。而彭湖島在泉海中,相去回頭百六十里。釣魚嶼,小東小嶼也。盡嶼,南風,用正卯針,東南風,卯乙縫針,約至四更,取黃麻嶼);黃麻赤坎古米巔,馬齒琉球逶迤先(黃麻、赤坎、古米、馬齒、琉球、逶迤,皆海山也。盡黃麻嶼,南風,用甲卯縫針;西南風,正甲針;東南風,正卯針,約至十更,取赤坎嶼。盡嶼,南風,用正卯針,或寅甲縫針;西南風,艮寅縫針;東南風,甲卯縫針,約十五更,取古米山。……盡古米,南風,用寅甲縫針或正卯針,約至五更,取馬齒山。盡山,南風,用甲卯縫針,或寅甲縫針,約至五更,取大琉球)。
兹将該 “针路”所記地名及岛嶼考释如下:
“永寧”,即永寧衛,明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設,位於泉州港口。
“東山”,即梅花所外之東沙山,在今福建閩江口外白犬列島東南。
“小東島”,即台灣島。據《萬里長歌》「一自回頭定小東,前望七島白雲峰」句自註云:「小東島,島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國。」按當日有稱台灣為小琉球,那霸琉球國為大琉球者(日人又稱小東島為大惠國),即Lequio menor(台灣)、Lequio mayor(琉球)。
“高華”,即高華嶼。據梁嘉彬氏考為今彭佳嶼或附近一嶼(見氏著《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第319頁,台湾东海大学一九六五年版)。米庆余氏将其比定为 “临近中国的钓鱼岛或钓鱼岛群岛中的一个”(見氏著《琉球历史研究》第24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鞠德源袭米庆余说,认定 “高华屿即钓鱼屿”(見氏著《钓鱼岛正名》第180页)。而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高华屿在福建往台湾之间的澎湖列岛。参看张崇根著《台湾四百年前史》第311页,九州出版社二00五年版,北京。
“黿鼊”,即黿鼊嶼,據梁嘉彬氏考為姑米山即今琉球之久米島(梁氏书中有些地方又将 “黿鼊嶼”写作“奎壁屿”)。米庆余氏从其说,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从中国文字的释义和音韵来看,黿鼊属於龟类,与姑米的发音相近(見余著前揭书第243页);至于鞠德源氏则完全抄袭米庆余说(见鞠著前揭书)。为弄清楚鼋鼊屿的确凿地理位置,笔者查阅了大量琉球和台灣的历史文献。
据高拱乾纂辑《台灣府志》(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卷一<封城志•山川> 之“澎湖屿”云: “澎湖一岛,山屿错出,泛泛若水中之凫。其最大而宅中者,曰大山屿(横、直各三十馀里)。其北偏,曰龟壁山(龟壁,海物名。山下最多,山因以为名)。”又据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清一统志台灣府》之<山川•澎湖岛>云: “澎湖岛:其最大而居中者曰大屿,纵横三十馀里。屿之东偏曰香炉屿,西偏曰雁净屿,曰沙墩屿,北偏曰奎壁屿……按奎壁屿,旧志作龟壁山。” 如将前引两《志》合而观之,知 “奎壁屿”即旧称 “龟壁山”,盖因山下多产 “龟壁”而得名。鼋鼊屿、龟壁山、奎壁屿当属同一地方,位置在今澎湖列岛之湖西乡偏北角,今称 “奎壁山”者。综合以上台灣历史文献和诸家之说,高华屿和鼋鼊屿的位置当在澎湖列岛之中,应是可靠的。
“回頭”,地名,約去金門四十里。即今福建圍頭灣之圍頭嶼,位於金門島東北。
這堛 “黃麻、赤坎、古米、馬齒、琉球”,分別是 “黃尾嶼、赤尾嶼、古米山、馬齒山、那霸琉球國”。
“逶迤”則無法考,恐非島名(海山)也。
上文最值得注意的是,鄭舜功清楚地指出:釣魚嶼屬台灣島的小嶼,這是鄭此次出使日本沿途考察所得的結果。又因鄭氏此行乃是為了「採訪夷情」,其中很多地理知識是得自當時的日本人,如將台灣稱為「小東」、「小琉球」、「大惠國」等,這些概念是當時的中國、琉球、日本人對台灣的不同稱謂。因此,將釣魚嶼視為台灣(小東)附屬小嶼的認識,亦即是當日中、琉、日人士的共識。通覽《日本一鑑》特別是其中的《桴海圖經》,我們並不難得出這一結論。
此外,從《桴海圖經》卷二之「滄海津鏡」所繪台灣至琉球沿途島嶼來看,台灣(即小東)為中國東南海域之大島(主山),花瓶嶼、彭嘉山、釣魚嶼皆置於小東之旁,亦表明屬台灣之小島。

四、《郑开阳杂著》所記釣魚屿及其相关岛屿考

有明一代,倭寇猖獗,東南沿海,禍患尤烈。俊彥之才,有識之士,莫不以籌海戍邊,防倭抗倭為當務之急。邊疆史地,沿海島嶼,皆在考究之列,有關東南沿海及周邊國家之史地著述,一時成為經國之大業。前有薛俊《日本考略》〔薛俊著《日本考略》,初刻於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年);嘉靖九年(一五三○年)重刊,此後翻刻者甚多,如高麗明宗二十年(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的金驥刻本,道光辛卯(一八三一年)得月簃叢書刊本等〕、鄭舜功《日本一鑑》〔鄭舜功《日本一鑑》雖成書於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四年),但其初稿應起自鄭使日歸國後(一五五七年),因鄭若曾《鄭開陽雜著》(一五六一年)卷七「福建使往大琉球針路」條與《日本一鑑》「萬里長歌」所記針路完全相合,而鄭若曾並無出使日本或琉球之經歷,又因當年胡宗憲所遣出使日本招降海寇王直的蔣洲、陳可願兩人歸國後(一五五七年)並無留下著述,知《鄭開陽雜著》所記針路實得自鄭舜功之出使記錄,由此推知《日本一鑑》之初稿應在《鄭開陽雜著》之前〕創其始;後有鄭若曾《鄭開陽雜著》集其成。然這些經世之作,莫不將釣魚台、黃尾嶼、赤尾嶼劃入我國東南沿海版圖,歸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區域,其中以鄭若曾《鄭開陽雜著》最為明顯。
鄭若曾字伯魯,號開陽,崑山人,嘉靖初貢生,好留意時事。倭患事發後,曾究心海防,繪製了一些沿海地圖,並以著論解說,由蘇州府鐫刻刊行,後為胡宗憲所見,遂正聘入幕,專事《籌海圖編》之編纂。鄭於入幕之前所撰著述,即為今日所見《鄭開陽雜著》內容。據四庫全書總目《鄭開陽雜著》十一卷「提要」云:「是書舊分《籌海圖編》、《江南經略》、《四隩圖論》等編,本各自為書。國朝康熙中,其五世孫起泓及子定遠,又刪汰重編,合為一帙,定為《萬里海防圖論》二卷;《江防圖考》一卷;《日本圖纂》一卷:《朝鮮圖說》一卷;《安南圖說》一卷;《琉球圖說》一卷;《海防一覽圖》一卷;《海運全圖》一卷;《黃河圖議》一卷;《蘇松浮糧議》一卷。其《海防一覽圖》即《萬里海防圖》之初稿,以詳略互見,故兩存之。若曾尚有《江南經略》一書,獨缺不載,未喻其故,或裝緝者偶佚歟。……此十書者,江防、海防、形勢皆所目擊;日本諸考,皆咨訪考究得其實據,非剽掇史傳以成書。與書生紙上之談,固有殊焉。」
以上「提要」值得注意者有二:其一,《雜著》諸書所述東南沿海江防、海防區域各島嶼,皆為著者親身考察所得資料而繪;其二,有關日本諸島嶼圖說,皆得之前往日本考察者之「實據」而繪 (這些日本考察者,即鄭舜功及其同一時期往日的陳可願、蔣洲等人。據鄭若曾在刊刻《日本圖纂》自序中說:「日本地方甚大,限隔山海。……惟日本諸島,訊之長年火掌,不知也;訊之擒穫倭黨,不知也;訊之貢臣,不知也;訊之通事,不知也;訊之被擄去之人,不知也。歸質所疑,總督大司馬胡公謂予曰,於識是也何,有鄞弟子員蔣洲、陳可願,志士也,宣諭日本,能道其山川遠近風俗強弱之詳,其言不誣。」見《鄭開陽雜著》卷四》)。因此,《雜著》的可信程度極高。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鄭開陽雜著》十一卷下有雙行夾註「浙江巡撫採進本」字樣,此足以說明《雜著》並非僅僅為私家著述,在當日實具防倭抗倭的官方文獻性质。《雜著》有關釣魚岛列嶼的記載,分別見於卷七《琉球圖說》及卷八《海防一覽圖》。

(一)《琉球圖說》

卷首有《琉球國圖》一幅,從圖中可以看出,鄭若曾是將小琉球(台灣)與大琉球(沖繩)合繪為一,列入中國海防區域之版圖。其原由在「琉球圖考」中曾加以說明,蓋因自明「洪武初,行人楊載使日本歸道琉球,遂招之。其王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永樂以來,其國王嗣立,皆請於朝,受冊封。」至於小琉球,則地「近泉州,霽日登鼓山可望可見」,為東南沿海防倭抗倭之要塞重鎮;雖「入明未嘗朝貢」(正因如此,鄭若曾才將大、小琉球合繪一圖),實乃為中國海防區域,無疑屬中國版圖。據此,若曾才將小琉球之附屬島嶼如雞籠山、花瓶嶼、彭家山、釣魚嶼等置於古米山、那霸港左側。對於這點,徐葆光在《中山傳信錄》中已提出批評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四「琉球三十六島」條指出:「舊傳島嶼,誤謬甚多,前人使錄,多已辨之。前《明一統志》云:『黿鼊嶼,在國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國西,水行三日。』今考二嶼皆無有。又云:『彭湖島在國西,水行五日。』按彭湖與台灣、泉州相近,非琉球屬島也。昆山鄭子若曾所繪《琉球圖》一仍其誤;且以針路所取彭加山、釣魚嶼、花瓶嶼、雞籠、小琉球等山去琉球二三千里者,俱位置在姑米山、那霸港左近,舛謬尤甚;太平山遠在國南二千里,鄭圖乃移在中山之巔歡會門之前作一小山,尤非是。」)。然必須辨明的是,鄭若曾所繪「琉球國圖」,目的在防倭抗倭。誠如柳詒徵先生指出:「明人措意倭患,實兼規及海上諸小國,不僅僅就倭言倭,是則恢復舊屬扶翼小邦、張輔車之勢,以挫虎狼之鋒。」(見「壬申夏六月陶風樓印行」之《鄭開陽雜著》「壓卷」。按:壬申即一九三二年)。基於這樣的原因,鄭若曾才將大、小琉球及其附屬島嶼合繪一圖的。但並不能以此認為,小琉球(台灣)屬於大琉球《沖繩》國之領土,這點鄭氏在「琉球圖考」中有清楚的說明。属前人所述纪程文字提到的如黿鼊嶼、高華嶼、彭湖島、古米山等,這些島嶼在卷八之「萬里海防圖」中皆用長方形標註,而中國海域島嶼(包括彭湖嶴、小琉球、雞籠山、彭加山、釣魚嶼、黃毛山、赤嶼等)則用橢圓形標註,以示區別。細考鄭氏「琉球國圖」其資料來源實採自陳侃《使琉球錄》。陳錄有「群書質疑」一項,其中引《大明一統志》所記琉球國山川有:「黿鼊嶼,在國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國西,水行三日;彭湖島,在國西,水行五日。」陳氏在後作補註云:「山川,則南有太平山,西有古米山、馬齒山,北有硫黃山、熱壁山、灰堆山、移山、七島山;蓋不止黿鼊嶼、彭湖等島而已。」又曰:「昨見古米山水急礁多,聞舟有至此而敗者,亦不亞於落漈之險矣。」顯然,鄭若曾是將《大明一統志》與陳氏補記之琉球國屬島合而為一;然後又將小琉球及其附屬各島嶼(即圖中的北山、花瓶嶼、雞籠嶼、瓶架山、彭家山、釣魚嶼)併在一起繪成琉球國圖的。如果我們明瞭該圖的資料來源,再結合其「琉球圖考」及「萬里海防圖」來考察,就不難分辨出鄭氏「琉球國圖」所繪之琉球國(大琉球)屬島部分和台灣(小琉球)屬島部分之區別(小琉球及其屬島部分的資料來源係採自陳侃使錄中的「使事紀略」及鄭舜功《日本一鑑》中的「萬里長歌」所記)。

(二)福建使往大琉球针路

《鄭開陽雜著》卷七有「福建使往大琉球針路」一條,記由福建往那霸沿途各島嶼針路、更程,現抄錄如下: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雞籠嶼及花瓶嶼,至彭嘉山。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用乙卯針,或用單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乙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或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黃麻嶼;黃麻嶼北邊過船,便是赤嶼。五更船,南風,用甲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西南風,用單甲針,或單乙針,十更船,至赤坎嶼;赤坎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單卯針及甲寅針,西南風,用艮寅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十五更,至古米山;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知避,南風,用單卯針及甲寅針,五更船,至馬(齿)山;馬(齿)山,南風,用甲卯針,或甲寅針,五更船,至大琉球那霸港泊船。
細考以上所記針路,完全採自鄭舜功《日本一鑑》之「萬里長歌」,唯在黃麻嶼與赤坎嶼之間,衍出一赤嶼,蓋因陳侃《使錄》在黃毛嶼(即黃麻嶼)後為赤嶼(即赤尾嶼),而鄭舜功「萬里長歌」則作赤坎嶼(與《順風相送》所記同名),以至鄭若曾誤作兩嶼。另「萬里長歌」之「東山外」,《雜著》誤作「東外山」。不過,這些皆為無傷大雅之筆誤。真正值得重視的是,鄭若曾在這堜珧O釣魚岛列嶼,皆用中國名,以「名從主人」之史例,無疑屬中國海域島嶼。又由於該針路係取材「萬里長歌」,鄭舜功有關「釣魚嶼,小東小嶼也」的地理概念,無疑亦被《雜著》作者所接受,並且在他的「萬里海防圖」中得到清晰的反映。

(三)《萬里海防圖》

《鄭開陽雜著》卷八為「海防一覽圖」(原書將「一」作「二」),該圖「即《萬里海防圖》之初稿」,兩者實為一圖二刻,故該圖題頭亦作「萬里海防圖」,下有小註云:「嘉靖辛酉年浙江巡撫胡宗憲序,崑山鄭若曾編摹」。按嘉靖辛酉即四十年(一五六一年),而《籌海圖編》刻於嘉靖四十一年,知該圖早於《圖編》之「沿海山沙圖」。
《萬里海防圖》第五、第六幅東南向分別繪有彭湖嶼、小琉球、東沙山、瓶架山、雞籠山、彭如(加)山、釣魚嶼、黃毛山、花瓶山、黃茅嶼、赤嶼等島嶼,這些島嶼的位置雖有錯亂,個別島嶼亦出現衍名(如黃毛山及黃茅嶼),但作者清楚地標明這些島嶼皆在閩地海域,屬中國版圖。相對屬前人纪程文字所述且不十分确定之島嶼,作者則用長方形加註以示區別(如高华屿、元辟嶼等),領土意識十分明確。同理,在該圖第十一幅中國與朝鮮國交界的「鴨綠江」,亦是用長方形格,以示區別於橢圓形格內的中國屬島。
另外,從《萬里海防圖》中可以看出,福建沿海島嶼,包括彭湖嶴(即澎湖列島)、小琉球(台灣)以及彭加山,釣魚嶼,一直至赤嶼,皆屬閩海海域島嶼,而古米山則不同,圖中用表示領土分界的長方形格標示,這正好與陳侃《使琉球錄》中「古米山,乃屬琉球者」的領土地方分界為同一意思。由此亦可證明,由福建往琉球,從梅花所經小琉球一直到赤尾嶼,皆為中國領地,中間並不存在「不屬於兩國中任何一方的情況」(奧原敏雄:《尖閣列島の領有權問題──台灣の主張とその批判》,載《沖繩》季刊一九七一年五十六號《尖閣列島特集》),即所謂「無主地」。如果說,陳侃《使錄》只是界定琉球領地起自古米山;那麼,《萬里海防圖》則註明赤嶼乃屬中國領土,中琉兩國的分界線在赤嶼與古米山之間。

五、《台海使槎录》所记 “钓鱼台”及“薛波澜”考

清朝康熙年间巡台御使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毫无疑问是研究台灣历史地理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是书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 问世以来,凡修台灣地方志者必加徵引。该书卷二《赤嵌笔谈》之〈武备〉记 “钓鱼台”及 “崇爻之薛坡兰”等地名云:
再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谢必益、龟壁港、大绣房、鱼房港、诸罗冂仔、穵象领、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馀;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
《使槎录》这条史料,被其后的史家广为引录。范咸纂辑《重修台灣府志》、余文仪《续修台灣府志》、李元春辑《台灣志略》,以及陈淑均纂、李祺生续辑《噶瑪兰厅志》都曾加以引录。又因该文中提到 “钓鱼台”,有些学者便将该文后面提到的 “崇爻之薛坡兰”比定为即今之钓鱼台列屿中 “钓鱼台东南方附近交叉错落的小群岛” (即今称 “南、北小岛”等岛屿) 。此说最早出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權辨》下篇之〈附考〉及《钓鱼岛正名》第200页 ( 兹将鞠著抄录如下: “按照前文黄叔璥<台海使槎录>有关 “钓鱼台”和 “崇爻之薛坡兰”的记录,可以确实肯定,所指 “崇爻之薛坡兰”即为钓鱼台附属岛屿 “橄榄山”之古名,具体所指为钓鱼台东南方附近交叉错落的小群岛。案:崇,山大而高也。又含有聚也、众也、多也、丛也等意。爻,交也、变也,含有交错和交化之意。故 “崇爻之薛坡兰”,当解为高崇众多并交叉错落的岛群名薛坡兰。此名较明初命名的黄茅屿,及其后正式核定的橄榄山岛名更为古雅。又案:薛,为古国名,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今山东省滕县东南五十里有薛城,即其故地。又薛字为姓氏。此处之 “坡兰”,又写作 “婆兰”,为古代船舶载重单位,引申为船舶之代称。故黄叔璥所称之 “薛坡兰”亦即 “薛婆兰”,实际是用中国船户薛姓大船之名,命名为小岛群的总括之名,以示纪念。” ),年来中日钓鱼岛之爭事起后,一些报刊和网络文章加以转引。不过,严谨的历史学者则持慎重的态度,不敢作无根据之揣测。然而,《使槎录》中提到的 “钓鱼台”、 “崇爻之薛坡兰”的位置究竟在那里?为弄清楚其确凿的地理位置,笔者查阅了近三百种清代台灣历史文献后,终于有了结果,现將其报告如下。

(一) 陈文达<凤山县志>提到 “崇爻山”。

康熙五十九年(1720) 刊刻、陈文达编纂《凤山县志》凡十卷,内中卷之一〈山川〉有记 “……又北,而为卑南觅山,有社曰卑南觅社;則与诸罗之崇爻山相界。邑治山后之山,至此而止焉。”
这条史料清楚地记述 “崇爻山”是与凤山县北部之卑南觅山相交界,属于诸罗县地界。考台灣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纳入清朝版图,分凤山县 (今台灣南部高雄一带) 、诸罗县 (今台灣中部嘉义县一带) 、台灣县 (今台南市一带)。查卑南觅山具体的地理位置在今台东县境内,该县设有卑南乡;至于崇爻山,其主山脉位于台东县交界的花莲县境,南连台东,北接宜蘭。诚如马冠群辑《台灣地略》云: “崇爻山,在后山宜蘭县东,东跨大洋,自北至南绵亘数百里。”
关于崇爻山的记载,还可见诸刘良璧纂辑《重修福建台灣府志》、范咸纂辑《重修台灣府志》、王瑛曾编纂《重修凤山县志》等史籍,所记内容与《凤山县志》大致相同。

(二) 李元春《台灣志略》对《使槎录》的补充说明

嘉庆年间由李元春辑《台灣志略》卷一〈地志〉有谓: “邑治内优大山之东曰山后,归化生番所居。舟从沙马矶头盘转,可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馀艘。崇爻山下薛坡兰港可进三板船。”
据《台灣志略•弁言》谓 “本书大都取材于郡县旧志及前人著作”。李元春这段记述无疑参考过《使槎录》,但内容明显有所增补。其一,它说明 “山后”地带即为 “台灣邑治内大山之东”。查夏献纶《台灣舆图》之〈后山舆图〉及刘维茵整理之《清代东部后山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出版), “山后”亦可写作 “后山”,地域横跨凤山县北部、诸罗县全境及台灣县东部,相当于今之台东、花莲、宜兰三县;其地段北自宜兰县的苏澳,南至台东县的卑南。而 “山后”一带多为生番聚居之地,向有 “卑南二十四社”、 “崇爻九社”之谓。其二,它指明 “薛坡兰港”是在崇爻山下,可容三板船进出。在这里,李元春清楚地说明 “山后”、 “崇爻”、 “薛坡兰”都是台灣岛内的地名。 “山后”是指今之台东、花莲、宜兰三县地带, “崇爻”为这一地带其中之一座山脉, “薛坡兰”则是这座山脉下面濒临大洋的一个港口。

(三) 薛坡兰、泗波澜、秀姑峦为同一地名

关于 “薛坡兰”这一地名的来龙去脉及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前述陈淑均《噶玛兰厅志》有更清楚的说明。该《志》卷八〈纪事〉有谓: “秀孤峦(一作秀姑峦,兰人云泗波澜,皆音之转也),山麓皆菊花,有能结实者。”又谓: “泗波澜有十八社番,与奇莱连界。《府志》作薛坡兰(《志》据《赤嵌笔谈》),属凤山县界,亦在崇爻山后文。可知奇莱即嘉义之背,泗波澜即凤山之脊;由此而卑南觅,而沙马矶头,回环南北一带。則山后诸地,自泖鼻至琅峤大略与山前千馀里等耳。《台灣县志》谓:舟从沙马矶头盘转而入卑南觅诸社,山后大洋北,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馀艘。崇爻下薛坡兰可进三板船,則竟有至其地,可知也。”
关于噶玛兰厅治地,马冠群《台灣地略》记云: “噶玛兰,一名蛤仔难,在台灣后山;今宜兰县治。”又据夏献纶《台灣舆图》之〈后山舆图说略〉云: “台灣向第有三县,彰化、淡水皆係后闢。自嘉庆中,噶玛兰设官,且穷及山后矣……后山自苏澳以南至得其黎百四十里,峭壁崚嶒,难通舆马;且无可耕之地……岐莱历花莲港、吴全城、大巴笼、周塱社而至水尾得所谓秀孤峦者(又名泗波澜),计程百五十里;地尽膏腴。”由此看来,噶玛兰厅辖地并非只限于今之宜蘭县,还包括今属花莲县境的 “后山”地带,所谓 “且穷及山后”是也。
据前引《噶玛兰厅志》,噶玛兰人称 “薛坡兰”为 “泗波澜”,有些史籍又將其写作 “秀姑峦”或 “秀孤峦”,其地在原属凤山县界的崇爻山后,自噶玛兰厅设置后,归入厅治。可见 “薛坡兰”、 “泗波澜”、 “秀孤 (姑) 峦”皆为同一地名,只不过是读音相近而写法不同罢了。至于 “薛坡兰”今属何地?查近年出版之台湾省花莲县地图,境内有一条秀姑峦溪,由瑞穗乡经丰滨乡之港口村流入大洋,出口处北端有小地名曰 “大港口”,南端曰 “静埔”,知即是昔日之 “薛坡兰港”,而秀姑峦溪流经的地带即为《使槎录》所称 “薛坡兰”者,大致可成定论。

( 四 )《使槎录》所记港口斑斑可考

确定了 “薛坡兰”的地理位置,结合 《使槎录》中提到的 “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等港口,便不难推定 “钓鱼台”的位置。据台湾 “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出版的《清代台湾港口》所述: “凤山港”在今高雄市小港区凤森里; “岐后港”在今高雄市旗津; “枋寮港”在今屏东县枋寮乡枋寮村; “加六堂港”在今屏东县枋山乡加禄村; “谢必益港”在屏东县枋山乡枫港村; “龟壁港”在今屏东县车城乡海口村; “鱼房港”在今屏东县车城乡福安村; “大绣房港”在今屏东县甯K鎮大光里。除 “诸罗冂仔” 、 “穵象领”两个港口无法考定外,前引《使槎录》中所提到各港口的地理位置大致弄清楚了。
比照近年出版的台湾地图,结合前引《使槎录》所记,我们看到,黄叔璥巡台,对台湾西南部及后山东部沿海各港口皆作过认真考察和记录。按其所记各港口的顺序排列,正好是由西南部的高雄市经屏东县,绕过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转向东海岸,然后由南往北,经台东县、花莲县、宜兰县,沿途所记地名和港口皆在台湾岛内。从逻辑上看,《使槎录》所记的 “钓鱼台”,应在 “薛坡兰”附近,似不应指远在一百六十公里外的钓鱼岛;所述 “山后大洋”的地理位置指的是濒临大海的台东、花莲、宜兰即清代 “后山”地带。然而,查这一带的地图,并无以 “钓鱼台”命名的山或岛屿。 “ 山后大洋北 ” 中的岛屿也只有今属宜兰县头城镇的龟山岛(即史籍称 “龟屿”者)一处,该岛正对宜兰的乌石港(史籍亦有写作 “鸟石港”者)。乌石港在清代为南来北往的商船停泊和货物集散地,曾经繁盛一时,该港口当年也确实 “可泊大船十馀”。
又据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海防》之〈噶玛兰厅〉记:“噶玛兰即厅治,北界三貂,东沿大海,生番聚处。……又治西有鸟石港,与海中龟屿相对。夏秋间港流通畅,内地商船集此。设炮台防守。”此外,位于厅治南的苏澳港也是噶玛兰厅辖区内的一大港口。〈噶玛兰厅〉又记: “苏澳港在厅治南,港门宽阔,可容大舟,属噶玛兰营分防。又后山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千艘。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船。”此条史料虽引自《使槎录》,但编纂者将它置于苏澳港之后, “钓鱼台”的位置理应距离不远。且引文在文字上也略有改动,如將 “山后”改为 “后山”, “十馀”改为 “千艘” ,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
然而, 《使槎录》所记 “山后大洋北”的 “钓鱼台”究竟指哪个岛屿?根据现存的台湾文献资料确实颇难推定,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颇值得存疑。尽管如此,在黄叔璥的地理概念中, “钓鱼台”为台湾之附属岛屿当是确定无疑的。因早在明嘉靖年间,由皇帝派往日本的宣谕使郑舜功所著《日本一鉴》之〈浮海图经〉便有 “钓鱼屿,小东小屿也”的记载,明确指出 “钓鱼屿”为 “小东”(即台湾)附属小屿。


附记:安倍明义著《台湾地名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1987年版)第十四章<台东>部分之 “三仙台”有谓: “三仙台 古老的钓鱼台。白守莲东方海中有三个高度二十馀公尺的岩屿突出,‘三仙台’之名由此而来。”
查近年出版的台东县地图, “三仙台”位于台东县成功镇东北方三公里临海处,旁有 “成广澳”港口,今称 “小港渔港”者;往北即为 “薛坡兰港”,今称 “大港口”是也。疑《使槎录》提到的 “钓鱼台”即今之 “三仙台”, “可泊大船十馀”的港口即为 “成广澳”港口。不过,这些都有待挖掘新史料再作进一步的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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