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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質的香港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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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72

發表發表於: 二月 星期二 28, 2006 5:13 pm    文章主題: 變了質的香港民主運動 引言回覆


香港“民主派”黨魅李柱銘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2月號,總第98期)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coluid=51&kindid=0&docid=100103118


  中評社訊╱題:變了質的香港民主運動 作者:劉迺強(香港),全國政協委員,時事評論員

  •香港“反對派”是爭民主還是爭政制發展主導權?
  •“泛民主派”的背後有無美英的努力推動?
  •“反對派”?何“逢中必反”、“逢董必反”?
  •殖民地專制的港督緣何高唱“還政于民”?

  最近由香港特區官員帶頭,把自稱為「民主派」、「泛民主派」的議員們,正名為「反對派」。這一名稱,將陸續在香港主流傳媒中普及,因為他們多年的行徑,都證明他們只不過是穿上印有「民主」兩個字的T恤衫的反對分子而已。

  “反對派”與美英關係非同一般

  反對派的起源,要回溯到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這事件經香港傳媒渲染,成了坦克屠城,把數百個熟睡中的和平示威學生全部輾死於天安門廣場上,總共死人數千的事件。面對這樣的信息,香港百萬人上街,一方面表示極端的憤怒,同時也兔死狐悲,害怕香港回歸之後,遭受同樣的命運。這時候,香港的社會運動界,迅速產生了三個組織,分別是支聯會(支持內地異見分子)、港同盟(政黨)和職工盟(工會組織) ,形成了「民主派」的大聯合。這三個組織人事嚴重重?,這在後來大部分團體脫離了支聯會之後,更加嚴重。幾乎支聯會的常委,曾經長期就是港同盟的中委;而職工盟的首腦劉千石和李卓人,在好一段時期,也是港同盟旗下的政客。根據公開材料,職工盟財政的可觀部份,是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簡稱NED) 。對此,職工盟直認不諱。

  香港所謂的「民主派」,就是在「六四」陰影底下,在反共、拒共的情緒中產生的。「民主派」的旗艦是港同盟和其後與匯點合併後的民主黨,黨魁是在社會運動之外從天而降,從來都與民主無關的英國御用大律師李柱銘。他公開宣稱要「英為我用」、「美為我用」,實行「民主拒共」,「不怕做漢奸」。之後每逢中美沖突,包括美國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館、海南島碰機等,他的回應永遠都跟隨著美國國務院口徑,完全一致。回歸之初,有一位美國女士離開了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掛在李柱銘議員辦事處,免費全職為他工作兩年。之後這位女士回國,當了新保守主義旗艦「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簡稱PNAC)的總幹事,是鼎鼎大名的Ellen Bork。PNAC核心成員包括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全面入主布殊政府的軍事、外交和國際商貿部門,主導有關政策。美國極右份子對民主黨和李柱銘的厚愛,於此可見一斑。

  港同盟在開始時,囊括了除了匯點和民協之外的所有社運組織成員;縱使是匯點,連它當時的主席楊森也帶了不少會員過檔,他自己並且當了新成立的港同盟創會副主席。因此,從一開始,「民主派」就是一盤大雜燴,成員中間有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惟一的共通點,就是背後的恐共和拒共,以及公開的「民主」旗幟。在一九九一年首次立法局直選中,港同盟作為當時最有組織實力的參選者,於市民普遍處於恐慌和迷茫的心理狀態中,在全部十八個直選議席中,以壓倒性姿態,取得十二席,成為「民主派」的旗艦。在這旗幟之下,各級選舉,「民主派」幾乎戰無不勝,佔了三級議會中絕大部分的民選議席。甚至於一九九二年愛國愛港力量重組,創立民建聯之後,直到回歸前夕,一直都未能扭轉這一面倒的局面。

  因為在九零年代初,經「六四」震盪之後,香港人心長期未能平復,中產階級大舉移民,趁香港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揚,而加拿大和澳州等熱門移民地區的房地產卻處於低潮,新移民於兩邊的買賣都得益,「食息行mall(商場)」,優悠生活,移民遂成潮流。當時流行的說法是「有錢有辦法,無錢基本法」,只有跑不掉的窮人才被逼接受《基本法》對「一國兩制」的保障。當時港內的氣氛,大都不相信中國能繼續發展,更加不相信回歸之後,真能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殖民專制的典型代表彭定康竟然高唱“還政于民”

  英國末代總督彭定康於九二年來港就任三個月之後,便在十月初迫不及待的公佈其既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又是違反《基本法》、又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和諒解的「三違反」政改方案,通過代議政制,「還政於民」。

  由於「還政於民」這口號,反對派沿用至今,所以這裡需要介紹一下背景。早在一九八四年,英國政府一方面與中國就九七問題進行談判時,另一手推出「代議政制」白皮書,以標準的英式非殖民地化方式,「還政於民」,強調要建立「一個權力植根於香港的代議政制」。英國管治香港一百多年來,一直實行的是由港督說了算的英式殖民專制統治,在中英談判期間,卻突然要啟動民主,其司馬昭之心,已路人皆見。對中國來說,英國於九七年要還政於中國,而不是像其他殖民地那樣,直接還政給香港市民,讓港人自決;中國從英國手上接收了政權,再通過《基本法》,授權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行高度自治。因此一開始,中方已清楚表明反對英國在香港建立一個民主代議政制,以免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權力來源植根在香港的獨立政治實體。於中方提出抗議之後,代議政改一度急凍,至八七年再浮現,到九二政改的爭論中,這個主題更加突出。

  對英國來說,重要的是她怎樣在非殖民地化的過程中獲得最大益處,並企圖透過一些表面上「還政於民」的措施,目的其實在於培植一些代理人,在九七後延續其影響力。對於中央人民政府,重要的是如何確保香港在名義和實質上,都不是獨立實體。在名義上,中國要從英國手上取回香港的主權,所以不容許「還政於港人」的非殖民地化企圖。在實質上,香港要從殖民統治轉為在中央人民政府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對於中國來說,彭定康搞的政治民主化,目的在於妨礙中國政府對未來特區的控制。

  這種恐共、疑共、拒共、反共的情緒和九十年代初的政治氣氛,就決定了當時開始進行民意調查,有近七成港人,以及「民主派」一面倒地支持彭定康的政改。(兩年之後,這支持度下降至兩成五左右。)影響所及,九二年底,「民主派」大聯合主流以外的匯點中,包括我作為會長的一批創會會員,便在這問題之上,與以張炳良為主席、支持彭定康政改的主流分裂,集體退會。兩年之後,匯點與港同盟合併,成為民主黨。當時除了民協之外,一統「民主派」天下。

  香港政制進一步民主化,本來是本土民主運動的政治期望。在八十年代,民主抗爭的對象是港英殖民政府、中國政府和本地的保守力量(包括親中力量)。但是這次的民主化方案,卻由殖民地總督作旗手,港英殖民地政府一下子變成民主推動者,而在政改爭論中,「民主派」也由政府的反對派變成支持者。與此同時,在其非殖民地化過程中,為了維護其統治權威和認受性,在政治上採取了異常開放的態度,制訂了比歐盟還要進步的《人權法》,凌駕在所有法律之上,並以此檢查其他法律,是否有違《人權法》;大大開放言論自由,連黃色刊物也因而解禁,警權大削,更不在話下。在民生方面,彭定康政府在其導演的房地產泡沫中,財政充裕,採懷柔政策,大灑金錢,增加各種福利,以爭取支持。這些多年來以爭取本港民主和民生為己任的政治領袖,一夜之間便成為夕陽殖民政府的徹底的忠實支持者。

  「民主派」主導的港英立法局,不但通過了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動議,更要求讓他以香港代表身份,參與中英談判,被中方指為「三腳凳」而拒絕。「民主派」更因而認定中國政府不聽港人聲音,反民主,更加深其對中國政府的成見。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在中英還在談判當中,彭定康單方面把政改方案刊登憲報,正式進入立法程序。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在三月十七日向記者宣佈,中方會「另起爐灶」。十二月底,中方宣佈按彭定康方案產生的香港三級議會於九七年將全部推倒重組。

  “逢中必反”的政治社會背景

  九七前夕,中方籌組臨時立法會,「民主派」抱遺老心態,予以杯葛,集體不參選。至九八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時,才改變主意重新參選。選舉結果,民主黨再度成為立法會中第一大黨。但是根據《基本法》規定,以及選舉的安排,「民主派」在好一段時期已經完全沒有執政的希望,所以更加變本加厲,在議會內外,都以“反對”為其唯一的任務,“逢董必反、逢中必反”。

  事實上,時至回歸八年多之後的今天,恐共、疑共、拒共、反共的情緒,在部分市民之間,依然揮之不去。任何時候做民意調查,香港市民大概有四分之一認為他是香港人、一半認為他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只有四分之一認為他首先是中國人。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初遊行之後,中大民意調查顯示,香港有百分之廿二的市民認為香港應該獨立。這說明在香港,客觀上親中—反中主軸長期存在。這原因十分複雜,簡而言之,外有冷戰和國共鬥爭的背景,內有共產黨多年錯誤的沉澱。之所以會延續下去,外有中美戰略關係必有矛盾,美國對華必有抑制的一類的背景;內有東西方、傳統和現代價值觀的沖突,中間還加插特區政府的錯失。

  鄧小平看得很透徹,概括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制。這兩制同屬於一國之中,但你不要改變我,我也不要改變你。不過從單一國家的邏輯,資本主義的特區不能改變社會主義的主體,但特區如有任何重大改變,社會主義的中央也要管,以免失控,妨礙資本主義這邊的繁榮、穩定和發展,甚至對社會主義這邊發生政治、經濟和社會不良的影響。這明顯不是一種對等的關係,反中這一邊很不高興,認為這是來自一個專制和不民主的中央政府的「鳥籠」,是一種壓迫,並且缺乏安全感。

  回歸之後,房地產泡沫爆破,並且立刻遇上了凌厲的亞洲金融風暴,進入了持續六十個月的特長通縮期。在經濟不景當中,中產階級最高峰期有超過二十萬戶負資產;失業率長期高企,至二零零三年八月達到百分之八點七的高峰,失業大軍超過三十萬,而即使仍然保有職位的,除了公務員和公營機構員工之外,其薪水也大打折扣,生活苦不堪言;再加上董建華政府處事拖拉,失誤成了常態,市面不滿情緒累積。

  於二零零三年初,沙示(非典)疫症蔓延香港,市面愁雲慘霧,而政府諮詢了近一年的《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也在「民主派」發動總攻擊中到了立法會進行審議。七月一日,溫家寶總理來港主持回歸紀念,並且於上午簽署了CEPA協議之後回深圳,下午香港便出現了聲稱有五十萬人參加的大遊行。這次遊行的主題是反廿三條立法,實際上是全港反董的怨氣大爆發,其中的口號之一是「爭取零七、零八年雙普選」。但是在遊行之後,「民主派」卻不斷宣傳五十萬人遊行要求零七、零八年雙普選。

  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規定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規定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兩者都有條款說明,「二零零七年以後」的安排,「如需修改」,前者「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者程序一樣,但只「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民主派」認為,二零零七年的特首選舉,和二零零八年的立法會選舉,應該實行全面直選,而這修改程序,全部在香港進行,祗須把結果報人大常委會「批准」和「備案」便可。換句話說,在香港政制發展之上,中央是完全被動的,而且基本上是沒有權力的。理論上,中央有權不批准新的特首產生辦法,但中央真要實行這否決權,推翻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的法案,和特首的同意的話,對立法會和特首,和他們所代表的市民的支持,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必會造成巨大政治危機。李柱銘更到美國宣傳,香港的政制發展,只須在香港的立法會中通過一些程序性修改便成。有了這一法律「根據」,「民主派」更一再發動示威遊行,要求零七、零八雙普選。

  二零零四年初,特區政府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負責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徵詢香港各界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意見。

  釋法明示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的修改程序,須由行政長官提出建議後,再由人大常委會確定。香港行政長官據此於2004年4月15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人大常委會並於四月廿六日,決定香港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均不實行普選,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亦維持不變。

  二零零三年舉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再度舉辦遊行,舉辦單位堅持當日約有五十三萬人參加(但據各方面的點算,人數祗有十多萬,雖然客觀來說,這也不是一個小數),沿途高喊「捍衛民主、爭取自由」、「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還政於民」等口號。從這些舉辦團體的口號,可以見到,「民主派」依然幻想「還政於港人」,建立「獨立政治實體」,並且完全漠視人大常委會的權威決議,繼續要零七、零八年普選。

  另一方面,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進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在六十個議席中一共獲得了廿五席,遠遠低於他們乘「七一」效應,要囊括立法會一半議席,達到「立會三十,香港新天」的目標。而「民主黨」這旗艦,議員數目下降至九席,從立法會第一大黨的地位,下降至民建聯和自由黨之後的第三位置,喪失了領導位置,「民主派」也從此演變為沒有共主的「泛民主派」,除了民主黨之外,還包括新興的四十五條關注組、職工盟、前線、街工和民協等,以及其他獨立議員,如陳偉業、鄭經翰、譚香文、李國麟、郭家騏等。香港民意的逆轉,至此已露端倪,但是「泛民主派」卻完全沒有覺察,只推諉於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方法,對他們不利,以及他們在新界東的綑綁策略錯誤所致。

  值得指出的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四日,在立法會於十二月廿一日就零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表決的前夕,「民間人權陣線」所舉辦的遊行,主席台上的口號除了依然是「捍衛民主、爭取自由」、「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還政於民」之外,還出現了「共黨必亡」等明顯反共的口號,而開路的口號,則是挑戰人大常委會決議的「爭取零七、零八年普選」。這次示威,舉辦者堅持是廿五萬人,但其他所有點算的結果,則全部只在五至八萬之間,比前大降。所有民意調查,都顯示有過半市民支持曾蔭權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但亦有很大比例市民,希望盡早實行普選。民意的逆轉和取向,已經十分明顯。香港市民希望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與中央對話,尋求共識,循序漸進地加速邁向普選。

  代表主流民意的新政改方案?何被“反對派”蠻橫否決

  特區政府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中提出的零七、零八年政改方案,即所謂「區議會方案」,是既符合人大決議,又順應上述香港主流民意的要求的一個方案。根據這方案,二零零七年特首選舉,在選舉委員會形式不變的前提之下,選舉委員會人數由八百人增加一倍至一千六百人;其中增加的八百個席位中,香港總共五百廿九個區議員全員出任。而區議員當中,有八成是由直選產生的。其他選舉委員產生的方法,事實上亦大有調整空間。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在直選與功能團體議席比例不變的前提之下,各增加五席至共七十席。新增的功能團體五個議席,全歸區議會,由區議員互選產生。方案中有爭議的委任區議員問題,政府在立法會表決前作出讓步,建議在兩至三屆,即八至十二年之內,全部取消委任議席。

  這個政改方案,並不牽涉零七、零八年之後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只是一個過渡方案。這個過渡安排,不管怎樣看,畢竟也是向擴大市民民主參與、增加直選元素這個方向發展。方案將全體區議員納入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功能選舉新增五席都給區議會界別,使這兩項選舉的選民基礎擴大至三百萬人,囊括了所有合乎選民登記資格的香港市民,對香港市民要求更多參與這兩項選舉的政治訴求做出了積極的回應。方案最初拋出來時,「泛民主派」私下表示大有喜出望外之感;但基於習慣上的反對立場,一時之間,不知道如何回應,初步反應十分混亂。但不久之後,有一個至今仍匿名的自稱七十八歲的老人,掏錢在多份中文報紙刊登整版廣告,問他有生之年能否看到普選。與之同時,天主教香港區主教陳日君高調召開「政教會議」;民主黨前黨魁李柱銘,和退休元老司徒華在內部大發雷霆不准妥協,而《蘋果日報》的老板黎子英也高調喝令「泛民主派」統一於零七、零八普選旗幟之下,將廿五個「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綑綁在一起,並定期為他們每一個人定「轉?指數」。

  因此,在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九日,「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發表《第五號報告書》,正式公佈「區議會方案」時,「泛民主派」議員馬上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無法支持方案,因為方案沒有列出普選時間表,而且方案允許委任的區議員加入擴大後的選舉委員會。

  李柱銘批評政改方案「帶我們繞圈子」,「並不是前進」。民主黨另一個前主席楊森說,政府的計劃是不能接受的。「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這是政府對民主訴求採取的拖延政策,所以全部九位民主黨議員將會投反對票。」民主黨主席李永達強調,方案的每一個內容都未能滿足民主黨的要求,故民主黨會堅決反對方案。並表示「假如再有幾萬人游行,政府就要因此而負責。」四十五條關注組的余若薇質疑,「區議會方案」名義上要維持均衡參與,但實際上卻在維護小圈子選舉。

  更耐人尋味的是,對「顏色革命」特別有經驗,二零零五年八月份才履新的美國駐香港和澳門總領事郭明瀚(James B. Cunningham)也即時跳出來批評改革方案。「很多香港人與美國政府相信,普選的目標是可以在下一輪的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中達到的。」這一觀點,他在十二月二十日美國商會午餐會的演講中再次重覆。香港的政改,竟然要美國政府一再說三道四,而且還根本視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決議如無物。

  “反對派”並非?了爭民主而是政制發展主導權

  很明顯,「泛民主派」同樣無視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決議,他們恃仗祗須二十票,便足以否決政改建議;而他們在綑綁之後的廿五票,則更還有五票可以「轉?」而無損其目標的安全系數。“反對派”實際上乘機騎劫了這議題,根本不談有超過一半市民支持的「區議會方案」的內容和如何修改,堅持底線是零七零八普選。他們要求一個普選的時間表,而這時間表就是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實施雙普選。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於十二月十六日南下深圳與包括「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各界開座談會,明確表示中央很清楚香港民意既想通過「區議會方案」,也想有普選路線圖時間表,這兩者毋須綑綁在一起,先通過「區議會方案」,再從容討論時間表路線圖。而由特首曾蔭權親自主持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屬下「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也已經早在十一月廿八日開了第一次會議,並公開宣佈定了在二零零七年初就普選時間表路線圖提出報告。

  很明顯,「泛民主派」爭的不是民主,他們爭的是香港未來政制發展的主導權。他們很清楚,只要「區議會方案」一通過,討論以後政制發展的主導權就在曾蔭權政府手上,而這恰恰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狀態。之後的發展,大家都已知道:「泛民主派」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晚,同樣以廿四票反對、一票棄權,把特區政府提出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否決了,香港政制在未來七年,要被逼原地踏步。

  從「民主派」到「泛民主派」,他們以十多年的一貫作風,向香港市民強烈的表達,他們不是什麼民主派,是赤裸裸的反對派。這一股以憎恨和害怕共產黨情緒為出發點,幻想以民主政制做隔離手段,與美英勢力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反對派,不但不是民主派,更是破壞香港民主正常發展的力量。不過不管怎樣,經過最近一役,他們在市民之間已經喪失威信,因而失去以後政制發展的主導權。反對派否決了政改方案,香港的民主化反而走上真正植根於中國和香港的政治現實,和長遠的願景和利益,並少受外國勢力左右的康莊大道。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2月號,總第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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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2177

發表發表於: 二月 星期二 28, 2006 5:34 pm    文章主題: 引言回覆

以簡單事實駁劉迺強抹黑言論
何俊仁

現在筆者對劉氏披露李柱銘黑材料作出回應,以還被抹黑者一個公道

  一、李柱銘在以往曾聘任過數位來自美國的美籍人士作為其助理,其中筆者亦在任聘時有參與會見的,包括一些著名大學如耶魯、史丹福大學等畢業生而對亞洲包括中國和香港事務有興趣者。在任聘三數年後,這些助理有返回美國從事法律或新聞事業,或任聘於企業,亦有留港任律師的,劉迺強所提及的Ellen Bork柏愛倫女士是約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間任李柱銘的助理,她來港前曾任聘於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而絕非如劉迺強所說,是從一位參議員Jessie Helms「借調」過來的,離職後,據知柏愛倫回美從事新聞工作,最近我們才知道她受聘於PNAC。這都是可證明的事實,劉迺強應先做一些負責任的調查就不會出錯。

  二、李柱銘在二○○二年六月三日《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被PNAC的備忘錄全文轉載,竟成為劉氏指控的另一罪證。幸好李氏的文章是公開發表的,他亦無法阻止他人轉刊。李柱銘擔任立法會議員差不多二十年,當了民主黨主席八年,基本法草委也擔任了四年之久,他的言論文章肯定有不少被轉刊,包括成為中共的「內參資料」,劉迺強再做調查可能有更多發現,但被他人轉載自己公開的文章言論,竟成為罪證,實是荒謬至極。

北京未以蓄意轟炸反應

  三、劉迺強重提左派的一個舊調,指李柱銘就美國轟炸南斯拉夫中國領事館事件的立法會發言中用mistarget(誤炸)來形容是次事件,是親美反中的立論。其實,李柱銘當天在立法會發表譴責美國的發言稿,事先是得到民主黨立法會黨團的同意。mistarget的簡單原意就是指轟炸的行為是錯誤的,事實上,當時美方是否蓄意轟炸,仍需調查和交代。

  稍後,中國接受了美方的道歉和賠償,而並沒有堅持是蓄意攻擊我國領事館,因為蓄意轟炸我國領事館造成人命傷亡,是戰爭行為和戰爭罪行,我國就算不宣戰反擊,亦須召回大使並要求進行戰爭罪行的調查和審訊。不斷攻擊李柱銘的所謂愛國人士,包括劉迺強有如此要求嗎?既然沒有要求國家以蓄意轟炸的戰爭罪行來處理事件,為何有理由攻擊李柱銘用「誤炸」的名詞來形容事件?

聽其言不如觀其行

  其實,劉迺強以上述的黑材料來誣陷李柱銘堻q外敵,作美國右派的棋子,是毫無說服力的,他的指控亦只能用文革時批鬥政敵的手法標準,和受眾的排外情緒到了歇斯底里的環境下才能成立。

  筆者到了五十之年,深深體會到對一個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人格評價,聽其言不如觀其行。回顧李柱銘的歷史,在中英爭拗的八十年代初期,正是人心惶惶之際,李柱銘不但沒有驚恐地申請移民或領取外國居留權(如某些現時的人大政協成員),他反而把自己如日中天和收入極豐厚的大律師事業放在一邊,而加入草委會和立法局的工作,全力支持回歸,並力爭民主。

游說美支持中國入世

  在九七回歸後,李柱銘曾多次率團出訪外國,目標不單是使國際社會認同香港實施高度自治和民主,更促進外國政府對香港以至國家的經濟發展支持。李多次外訪除宣揚民主外,亦同時爭取美國維持給予我國在貿易上的最惠國待遇。一九九九年,國家爭取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ing Relations〔PNTR〕)和「入世」期間,在美國眾議院遇上極大的障礙,有些議員是基於中國人權狀況的考慮,亦有基於美國本身利益的考慮,據稱當時支持和反對票數相約。在此期間,李柱銘率領民主黨的代表團到美國游說議員支持給予中國PNTR和入世。當時李柱銘是香港著名民主領袖,其公信力確是對一些議員產生了影響力,最後美國眾議院僅以些微票數之差,首先通過支持給予中國PNTR的地位,其後中國亦成功入世。

  李柱銘多年來並沒有公開多談此事,或許他認為在中國入世的問題,他只做了自己作為一個公民所應做的,是否有些貢獻實效,或許日後自有公論,以劉迺強的陰謀論來說,這是否引進美國干預呢?

思維模式原地踏步

  再看劉迺強,三十年前他是港大國粹派的核心分子,亦有說他是國粹派思想導師和理論家。筆者與他就共產主義階級鬥爭,以至文革和毛式專政的大是大非問題多次爭論。正如當時的國粹派的思路一樣,劉迺強對我等民主派異議分子總是以「陰謀論」和「唯動機立場論」反駁,指我們受到「蘇修美帝」等政治思想的影響,在客觀上成為「反中反華」的工具。劉氏更主張必須有「愛國心」才能認識「新中國」(當時是四人幫下的中國),他更指責我等不能以資本主義的立場了解社會主義中國的新生事物。

  三十年後,看來劉迺強的思想仍然停留於昔日他的「國粹派」思維模式。但究竟他是毫無反省和進步,還是言不由衷呢?筆者亦無結論。

  在此稿完成後,再讀到劉迺強於今天《信報》(即一月二十七日)的專欄,又發現他八面玲瓏地向中央建議如何把「一小撮人」和廣大市民分開,以避免打擊「一大片」而孤立自己。這位一直有良好親中關係的成功「小商人」(據他自稱)的政治城府,真的深不可測。

駁斥劉迺強言論.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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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2177

發表發表於: 二月 星期二 28, 2006 5:35 pm    文章主題: 引言回覆

從邏輯和常理駁劉迺強抹黑言論    
何俊仁

  自香港歷史性的「七一」五十多萬人大遊行後,香港市民對民主政制的訴求日益高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關注」。至今相對開明的中央領導仍以較開放和審慎的態度觀察香港的發展,然而,漸有一些左傾思想積習甚深的人士蠢蠢欲動,急不及待地要打政治棒子,蓋政治帽子,為民主運動和民主人士定性。先是去年七月在英文《中國日報》刊載的評論,指香港的民主運動「成了顛覆特區政治制度的工具」,有國際的政治勢力介入。今年一月二十日,政治商人劉迺強更在其《信報》專欄寫了一篇「美國干預實錄」的文章,據劉氏稱「面皮已撕破了,毋須再虛偽客氣一番」,故大肆政擊抹黑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更為他蓋上一項與美國右派勢力勾結出賣民主派的「奴派」大帽子。

  本人認識劉迺強有三十年,與李柱銘更是在民主運動的緊密夥伴有四分一世紀之久,故有資格,亦有道義對劉迺強的「干預」一文作全面的回應,以正視聽。

  「干預」一文的內容可主要分兩部分,先是提供李柱銘的黑材料,指其與美國現時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右翼政治組織「新美國世紀計劃」(PNAC)有所聯繫,並披露該組織有意促使「美國要聯合英國擠走中國在香港之影響,通過憲法會議,還政於民,讓其自決」。第二部分則警告民主派和香港市民,勿做美國的棋子,因為「現在中國的形勢是香港和台灣兩面失火,背面的對手是美國」,故港人要在政改問題上「站穩民族立場」,絕不能「爭取此刻民主」。

  劉迺強對李柱銘的政治人身攻擊,是左派慣用的手法暫且不論,筆者首先以一般的政治常識和普通邏輯來解構劉迺強文章內的謬論和歪理。

誇大PNAC影響力

  一、劉氏危言聳聽地渲染誇大PNAC可使美國透過聯合英國擠走中國在香港的影響力,雖然劉氏在文章內只披露PNAC的計劃和意圖,但行文用意是要警告市民,美國有這樣的影響力,故他說「美國會不理中國抗議,官方繼續對香港發出指令」,並且還可能運用「香港政策法」對香港實施制裁。上述言論是明顯的渲染誇大,與政治現實不符。

  首先,PNAC能否主導美國外交暫且不說,但美國就算聯合英國有這樣的政治實力或法理依據去把中國從香港擠走嗎?美國的外交動作以至國際的輿論壓力足夠使中國在一些政治大原則問題上屈服嗎?答案是明顯否定的。最關鍵的就是國際外交的主導原則從來是經濟利益至上,人權民主的要求往往可作妥協或隨時放棄。

  故此,中國對外國所提供了的商機曾粉碎了不少外國要求中國或香港實施民主、改善人權的美麗宣言。故劉迺強漠視外交的政治現實,並幼稚地抬舉了那些一般唯利是圖的右派。看來他的真正用意是製造「美國右派」的威脅論來警告港人與民主派劃清界線。但這是枉費心思,因為有識見的香港人十分清楚爭取民主要立根本地,取決於自己的努力,不會對外國的支持寄以希望。

簡單的正反二分法

  二、「干預」一文的邏輯是簡單的正反二分法,即「非敵即我、非我即敵」的說法來把事件的分析兩極化,那即是說,敵人所支持的市民便不得支持,否則便成為人的棋子,成為作惡犯罪的幫兇。故既然PNAC支持香港「成立憲法會議,還政於民」,市民若作同樣要求,便如「干預」一文所說,「夥同美國右派勢力搞民主」,是「出賣民主派」的「奴派」。上述的悖理,是以往共產黨在「毛澤東四人幫」時代經常以理殺人的政治工具。

  美國總統在「九一一」後向恐佈主義宣戰時,不是也說過類似「非友即敵」的話而引起國際嘩然嗎?劉迺強今日重舉以往的鬥爭思想工具來分化和威嚇港人,其實只對市民的智慧作最大的侮辱。難道以今日香港人的見識水平,會受這些簡單二分法所混淆分化和懾服嗎?

先爭取民主再謀共識

  三、劉迺強稱中國在港台問題的背後對手是美國,故香港人在爭取民主時還是站回自己的民族立場與中央謀求一致。劉氏文章的最中心思想:就是要接受中央的領導或主導,不作無謂之想,否則會墮入「堻q外敵」的政治深淵。筆者和李柱銘及其他民主派人士不少在香港為民主奮鬥了不下廿載,我們的信念是國家和香港的長治久安之道在於民主的建設,而惟有民主制度才可配合保障人權法治和延續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但民主是需要爭取得來的,從不會是當權者的恩賜,故專制下的當權者和爭取民主的人民保持著一定的對立和緊張關係,是正常和必然的。因此,我們要先爭取才謀共識,不是如劉所說,要先謀與中央求一致才說民主,因後者只是在劃地為牢和自製鳥籠內爭取民主。

  此外,中國的外交對手當前主要是美國,但中美之間亦有不少共同目標,至少中國入世和延續開放是美國所支持的,美國政府背後的思想就是要中國在經濟上與世界接軌,從而促進中國在政治上的「和平演變」,這是眾所周知的,不用筆者披露。若用劉迺強的邏輯,就是我們要跟美國對著幹,那即是要國家立即經濟開倒車,閉關自守,免使美國的陰謀得逞!這是符合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嗎?

駁斥劉迺強言論.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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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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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發表於: 三月 星期四 02, 2006 5:06 am    文章主題: 引言回覆

劉迺強更像一个奴,而非人。

没办法,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所不为的党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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